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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月说案]

——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受贿案剖析

2008年3月28日，周良洛和他的妻子鲁小丹被带上审判席。经法院审理查明，被告人周良洛于1998年至2006年，在担任北京市朝阳区委宣传部长、朝阳区人民政府副区长、北京市海定区人民政府区长期间，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请托人谋取利益，单独或伙同被告人鲁小丹多次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款、物共计折合人民币1672．54万元。其中鲁小丹参与非法收受他人给予的贿赂款折合人民币889．47万元。5月7日，被告人周良洛犯受贿罪，终审被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被告人鲁小丹犯受贿罪，判处无期徒刑。

时间追溯至2007年4月2日，是个星期一。这一天，周良洛的办公室大门紧锁。这样的景象很不寻常，因为几年来，这位勤勉的区长总会早于上班时间出现在区政府大院内。而此时的周良洛，却躺在了海淀医院的高干病床上，对外宣称头部晕眩。4天后，一个令人震惊的消息迅速传遍了海淀的街巷里弄，海淀区区长周良洛被有关部门直接从医院带走审查，其妻子鲁小丹被监视居住。同年7月25日，因涉嫌受贿，两人被依法逮捕。

海淀上下顿时一片哗然。有人戏谑道：“家落官落周良洛(落)了!”

权力的“自留地”

历史如同罗马神话里的那个“双面神”雅努斯，它有两副面孔，一副回望过去，一副注视将来。回望过去的起点，周良洛有骄傲的资格。在下乡插了两年队后，他抓住了全国恢复高考的机遇，考取了清华大学电机系。时至今日，历经风霜、身陷囹圄的周良洛在回忆昔日辉煌时，仍自豪不已：“能考上这种顶尖的大学，一个省没有多少人，当年清华在河南省仅录取了20多人。天之骄子啊!”即使当时少不更事，周良洛也隐约地感觉到了，自己今后的道路铺满了鲜花!

进入清华后，周良洛表现出了对政治的浓厚兴趣，他读马列，忙竞选，搞辩论。80年代初，全国不少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大学校园里，正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泛滥的时期。年轻的周良洛主动参加了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斗争，经过政治上的严格考验后，于1981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由于表现突出，两年后，周良洛留校做了学校团委组织部部长。此后10年，周良洛一直待在象牙塔里，边工作，边学习，直至担任了清华大学团委书记。

1993年，是周良洛人生的一个转折点。在组织的安排下，35岁的周良洛作为年轻干部被选到朝阳区任区委常委。毫无疑问，周良洛在工作上很有一套，这从他的晋升路径上可见端倪。到朝阳仅一年，就被任命为区委常委、宣传部长，2000年任区委常委、副区长。2002年3月，年仅44岁的周良洛调任海淀区区委副书记，同年11月成为海淀区区长，同时兼任中关村科技园区管委会主任、区北部地区开发建设委员会主任。

2002年7月10日，北京市海淀区政府召开了招商引资动员大会，周良洛提出用经营城市的理念经营海淀区的思路。当年年底，凭借这一时髦执政理念，周良洛入选该年度中国城市十大明星区长，被称为“擅长经营城市的区长”。随后，一句流传甚广的“上风上水上淀，融智融商融天下”更是将海淀区和其主政者周良洛推上了改革的潮头浪尖。

然而，随着职务的升迁，手中权力的不断扩大，周良洛的思想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正如周良洛在后来所感慨的：“我合法合理行使职权，企业就感受到偏爱，我的注意力的变化就能影响企业的发展，我正常行使职权就可以实施权钱交易。”初出茅庐即被委以重任的他还没来得及去细细体会政府官员的苦楚与艰辛，却深切地感受到了权力尤其是规避监督的权力的巨大威力。

他被权力所击倒了。从此，在下属的附和声中，在外界的恭维声中，周良洛认为自己劳苦功高，于是迅速自我膨胀起来。在日后交给组织的忏悔书中，周良洛写道：“主要是担任领导干部以后，在私心杂念作用下，没有经得起复杂社会生活重要关口的考验，丧失了共产党员的革命本色，用属于人民的权利谋取了个人的私利。”

历史经验表明，掌权之人，只要胆子大了，私心有了，走向腐败是必然。就这样，曾经“又红又专”的周良洛把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当作了“自留地”，在腐败的道路上渐行渐远，继而彻底滑进了权钱交易的泥淖。

官商之间的“防火墙”

周良洛很喜欢交朋友。客观地说，周良洛以前结识的朋友还基本算得上是志同道合，情真意切的。走向社会以后，他的朋友圈发生了变化，交友观念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周良洛一去海淀，有一个人就瞄上了他。此人就是中国资本市场鼎鼎有名的北京泰跃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董事长刘军。为了拉拢周良洛，刘军不惜血本，聘请了周在朝阳工作时的一个下属黄斌。用周良洛的话说，黄斌是他的一个小兄弟。他与周良洛熟稔到什么程度?作为一个科级干部，黄斌能将副局级领导干部周良洛请出马，亲自帮他协调工作调动之事。刘军花了几百万元聘请黄斌到其公司担任副总经理，并给他买了车又送了房。刘军告诉他，公司业务上的事情，不用他操心，唯一的任务是公关，跟周良洛把关系搞好，创造条件使刘军和周良洛多接触，多见面。通过黄斌，刘军和周良洛成了私交甚笃的朋友。正是由于和刘军成了朋友，周良洛才收下了创北京市单笔受贿最高金额记录的一笔钱——93万美金。

据查证，周良洛所收受的贿赂，基本上全是由其“朋友”拱手奉上的。周良洛只收朋友的钱，因为他害怕事情败露，他掩耳盗铃地加上了朋友这一道保险。其实，行贿人也害怕。所以，在周良洛的行贿人中，一个高智商的人提出：要在官商之间设立一道“防火墙”。

这个人叫陈哲，某上市地产公司的实际控制人，另一个身份是国内某一流大学法学院的老师。陈哲开始并不认识周良洛，但为了接近周良洛，他物色到了一个好筹码：周良洛的大学同学李平。在得知李平和周良洛的关系之后，陈哲便花高价将李平聘请到了公司做中层高管，主要负责协调与周良洛的关系。

当陈哲在海淀的项目遇到难题时，李平便出马了。在周良洛的关照下，问题很快得到了解决。陈哲心想，该对领导表示表示了。但他并不自己亲自出马，他找到了与公司有财务往来的另一个房地产公司的孙总，由孙总出面分两次投资2000万元给李平的一个公司，再由李平来打点周良洛。

然而，周良洛和他的商界“朋友”煞费苦心搭建起来的这道“防火墙”不仅没能防住火，反而引火烧了身。

为虎作伥的“替身”

鲁小丹是个很矛盾的人。你说她贪婪?可她身上并没有像有些贪内助身上那种对金钱和地位掩饰不住的渴望和追求。她出身于红色家庭，大学本科毕业，不喜欢购物，不擅长交往，平常也就是练练瑜伽、打打网球，更多的时候就是待在家里陪着小孩念书；你说她恬淡?她却是周良洛受贿的共犯。据办案人员透露，鲁小丹在被审讯过程中多次提到不愿意过这样的生活，她从知道周良洛收钱以后，从最初的劝阻，到恐惧，再到积极参与，最后身陷其中。

在某种程度上，鲁小丹也是个受害者，她强势的、富有权力的丈夫给了她伤害。确切地说，无论在家中还是在该案中，鲁小丹更多的是一个亦步亦趋的“替身”。

2006年，某国有房地产公司总经理李雪为了答谢周良洛在“8·31”大限(2004年中央规定该年8月31日后国有土地不得协议转让，这在地产界被称为“8·3l”大限)时帮助公司顺利躲过大难，数次邀请鲁小丹到公司任职。经周良洛同意，鲁小丹于6月到该公司任招商部经理，半个月后即因故离开。但即使是这短短半个月，鲁小丹也未从事过任何工作，因为招商部实际上是另有经理在具体负责。2006年12月至2007年2月，该房地产公司通过倒签劳动合同日期，以工资、年终奖、项目奖等名义，给予鲁小丹共计人民币29．03万余元。

1999年1月，周良洛的另一个“替身”来到了北京。王少一，1961年2月出生，高中学历，原为河南某客运管理处工作人员，后自办公司。他家与周良洛家是世交，两人打小就是穿一条裤子长大的，实际上，这种“发小”有时候是一种比亲人还亲的关系。王少一看着周良洛在北京风生水起，再也坐不住了，立即杀奔北京。

来到北京后，王少一就在周良洛家对面买了两套房，一套办公，一套自住。他开始全面介入周良洛的生活圈，将鲁小丹和其小孩接到公司吃饭，专门雇请司机接送小孩上下学，高价聘请鲁小丹到公司管理财务，为周良洛家庭娱乐消费买单等。就这样，周良洛在生活上慢慢习惯了王少一在他周围，这让他感到“既放心，又方便”。

在伺候好周良洛的同时，王少一注册成立了北京博雅绿茵园林绿化有限公司，以周良洛“表弟”的身份，开始了，自己在北京的事业。在周良洛的引见下，王少一与刘军等京城大腕展开了合作。在没有任何招标信息公布的情况下，博雅绿茵公司却先后承揽了海淀公园、圆明园、博雅德园、稻香湖景酒店等工程的部分标段以及诸多市政工程，赚了个钵满盆溢。一次，王少一和甲方结完账后到周良洛家，很是激动，拍着胸脯对周说：“我挣的钱里有你的一份。”所以，在后来他人委婉提醒周良洛注意约束一下张扬的王少一时，周良洛并不真正制止，因为在其潜意识中“他挣的越多，我会分得越多。”就这样，王少一成了周良洛名副其实的“钱袋子”。

昼夜生活的“两面人”

周良洛在清华大学电机系本科毕业后，还先后在清华大学社会科学系和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深造，最终获得了管理学博士学位。他不仅学历高、工作能力出色，工作也很勤勉，星期六是绝对不休息，星期日休息也没保障；他很好学，据曾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回忆，上下班时周在车上总在看英语书，中午休息时就练练毛笔字；他很务实，曾经把海淀区所有的农村都走了一遍；他也很严谨，对下面的人要求严格，不苟言笑，也明确要求鲁小丹不能和自己的下属有来往。

如果不是东窗事发，大家也许都没机会了解周良洛的另一面。

与“朋友”们在一起，周良洛很放松。吃吃喝喝完了，还得去蒸个桑拿、按个摩什么的周良洛中规中矩，毫不逾越，慢慢地被朋友们的“真诚”所打动，在半推半就之中放下架子，很快与大家打成了一片。“人本身就是矛盾体，深浅而已。”周良洛这样为自己开脱，他开始时的负罪感很快就消弭殆尽，变得越来越麻木，越来越放纵。

后来，中央三令五申不准领导干部出入营业性娱乐场所，周良洛有点心虚，毕竟这种事让人摁住了影响很大，也太不划算。刘军琢磨出了周区长的心思，就在自己开发的楼盘里特别为周良洛建了个私人会所，请的“技师”都是在公司招聘人员时代招过来的，彻底打消了周的顾虑。

2006年四五月份，周良洛觉得去私人会所时间太长了，怕影响不好，就不去了。考虑到周在海淀老上电视，李平十分周到地跑到朝阳区著名的紫玉山庄租了一套联体别墅，并把周在私人会所的几个熟“技师”接了过来，重新打造了一个新的安全的享乐窝。周良洛很是醉心于这种生活，他摇身一变，成了“陈老板”，沉醉在“温柔乡”里难以自拔。会所的“技师”实行固定工资加奖金提成，当然，高奖金的前提是让“陈老板”乘兴而来，满意而去。鲁小丹对此毫不知情，她相信自己的丈夫很忙，但不管多晚，鲁小丹每天都会等到周良洛回家才肯睡下，哪怕两人不会说上一句话。

玩一场侥幸的游戏

收了那么多钱，周良洛也挣扎过，煎熬过。有时，他从梦中惊醒，想着连夜就把钱还回去，但一到白天面对刘军、王少一他们时，又很快释然了。

2007年初，鲁小丹带着小孩前往香港参加考试，在机场被工作人员挡了回来，敏锐的周良洛意识到组织已经开始调查自己了。他和鲁小丹做了一些逃避打击、毁灭证据的工作，在这期间，两个人也不敢和别人接触，吃完饭之后就躲到大街上溜达，也不带手机。鲁小丹老觉得背后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他们。周良洛试图安慰她：“你放心，没事的。我有事你也不会有事。”

周良洛此时还心存侥幸，或者应该说，他一直就抱有侥幸。案发后，他比较深入地剖析了自己当时的侥幸心理：“一是以为监督不到而心存侥幸，在自认为容易暴露的地方不越雷池一步，但认为发现不了的地方，瞒天过海。二是以为领导赏识而心存侥幸，认为自己是为党挑重担的有功之臣，就算有事，领导也会权衡利弊保护自己。三是自恃高明而心存侥幸，认为采取了“打擦边球”的手法躲避了法纪责罚，并以自己国内银行没有大额存款、家中没有大笔现金的廉洁假象掩盖了问题的实质。”

真是自欺欺人!事实上，在这场侥幸的游戏中，周良洛和鲁小丹品尽了人生的得与失。“为最后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把以前的生活全打碎了。”如今，身在北京女子监狱的鲁小丹说出这话的时候，已经很是淡定了。确实，对一个无时无刻不为将来提心吊胆甚至恐惧绝望的人来说，尘埃落定之日，反而是解脱之时。

周良洛走到这一步，固然促使人们对于权力的有效监督和制约问题深刻思考。但勿庸置疑的是，周良洛的蜕变更多的还是得从他自身找原因。正如周良洛在忏悔书中所说：“我犯下的严重错误，责任在我自身。”他理想丧失、信念动摇，他私欲膨胀、贪婪无度，他择恶而交、狼狈为奸，他放纵情欲、道德沦丧，那么，他不入地狱谁入地狱!

给领导干部提个醒

丁言

北京市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曾因提出用经营城市的理念来加强基础设施建设而名噪一时，成为中国城市“明星区长”，但其在几年间先后受贿1000多万元，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一些昔日的政坛明星，在不长的时间里变成了“流星”，人们惋惜之余也在思考，他们为什么如此快速地走向堕落?我们该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手握重权的“一把手”提个醒了。

其实，领导干部首先是一名国家公职人员。国家公职人员行使的是公共权力，而公共权力的行使承担着一定的社会责任。这个社会责任就是通过行使公共权力实现对社会管理的同时，塑造清正廉明的社会秩序。为完成这一使命，社会对国家公职人员职业道德的要求高于普通公民，即必须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自律意识。作为领导干部特别是手握重权的“一把手”，由于其在一定地区或部门的影响力比较大，其行为方式和价值追求有更大的导向作用。因此，职业道德意识、责任意识的培养，以及诚信意识、自律意识的提升，是领导干部必须面对的。从职业经历来看，许多落马的领导干部都有着辉煌的过去，为党和人民作出过突出的贡献，获得过各种荣誉，但他们在贡献和回报之间失去心理平衡，在荣誉和利益之间未能作出正确选择，因而在利欲的诱惑面前打了败仗。过去的那些豪言壮语和荣誉桂冠，在其所犯“错误”面前黯然失色，有的甚至成为讽刺。自律意识不仅出自于政府官员对法律、纪律的敬畏，也出自于对职业准则、职业道德的遵守，更出自于其示范普通民众的应有责任感。我们的领导干部，特别是“一把手”只有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才能在商品经济的大潮中，面对越来越多的诱惑，立于不败之地。

作为领导干部，不仅要有自律意识，更要有接受监督的意识。“失足”干部大都有出事前不愿接受监督，出事后后悔没有接受监督，甚至埋怨无人对其监督的心理变化过程。一些领导干部本身就是单位的“一把手”，如果不具有自我教育的能力，不能真正树立起自觉接受监督的意识，犯“错误”往往就成了必然。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拥有高学历、高智商，在自己的工作岗位和工作领域作出过一些成绩，创造出一些经验。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容易对自己的智商、能力产生自信，有时甚至认为自己的权钱交易行为也是高智商的，是精心准备和设计的，不可能被人发现。但正如老话说的，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在正义和法律面前，任何侥幸、设计都是徒劳的。

不少落马的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知名度，他们的大起大落，造成了不良的社会影响。反思起来，这与一些媒体不负责任的炒作有直接关系。大众媒体是现代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因素，应是社会良知的传播者，但少数媒体及其记者受利益驱动热衷于炒作。对此，我们的领导干部们必须保持清醒的认识。事实上，当一些媒体在无限地放大一些领导干部政绩时，往往会有意无意地忽视了其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甚至作为一个普通人不可避免的弱点和缺点，从而使他们的自我感觉越来越好，也越来越习惯于在吹捧、表扬甚至鲜花中工作和生活，其自律意识，自我反省、接受监督的意识越来越淡漠，以致在腐败的道路上越走越远。社会转型期，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的明显进步，使领导干部面临更大的挑战。作为人民的公仆，必须克服浮躁心理和急功近利的思想，切莫热衷于“政绩”和形象工程，更不能热衷于造势和包装。要对工作始终保持一颗进取心，对名利始终保持一颗平常心，对权力始终保持一颗敬畏心，踏踏实实做事，方能堂堂正正做人。

（摘自中国监察）